综观世界近现代史，凡是顺利实现现代化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较好解决了法治和人治问题的。
司法运行成本高，乡村治理事务很难高度依赖司法途径来处理，农民支付不起司法运行的成本，司法系统缺乏足够的人财物资源。公民法律意识不仅包括对法律规范的熟知，而且包含对法治价值的认同。
在成熟的法治国家，法律与社会的契合程度较高，法治实施的阻力和困境相对较小。同时，法治与德治相结合，也是法治体系建设的方向，既重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又重视发挥道德的教化作用。遵循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规律，广泛动员全社会的纠纷解决力量，形成科学合理、功能齐全、衔接联动的协同治理体系。因此，应当健全多元纠纷预防调处化解机制，完善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体系，发挥行政调解、行政复议、行政裁决的纠纷化解分流作用。推动更多法治力量向引导和疏导端用力，完善预防性法律制度，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更加重视基层基础工作，充分发挥共建共治共享在基层的作用。
乡村执法能力就是政府或其部门在乡村社会实施法律的能力。而在中国，由于法治建设时间还不长，且不少法律移植自西方国家或是城市中心主义，不是从乡村社会自然生长出来的，与乡村社会有很多不契合的地方，因此法律在乡村的实施会遇到来自诸多方面的压力和阻力。以批判国家法为指向的法学主张和思想屡屡登场，它们理论基础或有不同，但都以解构姿态出现。
2014年党的十八大四中全会以依法治国为主题，凸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概念和精神。在事物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关系上，索绪尔解释说有关语言学的静态方面的一切都是共时的,有关进化的一切都是历时的。来源：《河北法学》2021年第8期。法治弊端论不拒绝使用法治的能指，却对法治所指做出了非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上的错误解释。
中国历史关键时期的变法运动，往往运用了托古改制以及对传统法律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的方法论，它们同样也可以成为推动中国法律思维向中国法治思维转化的手段。法治因其构成要素及其相互关系而确立了法治的界限，在这一界限内，法治可以充分发挥其治国理政的功能，超出这一界限，法治就有可能自废武功。
2014年9月28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六次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指出：只有树立对法律的信仰，各族群众自觉按法律办事，民族团结才有保障，民族关系才会牢固。在貌似遵从法治的情况下消解了法治的价值，对急需成长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设置了话语障碍。2018年3月11号，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将宪法序言第七自然段中的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修改为健全社会主义法治。邓小平指出：我们今天所反对的特权，就是政治上、经济上在法律和制度之外的权利。
建构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有必要清算各种形式的法治弊端论，为一个走向法治国家的社会创造良好的法治思想氛围。又说：我们说不存在‘党大还是法大的问题，是把党作为一个执政整体而言的，是指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而言的，具体到每个党政组织、每个领导干部，就必须服从和遵守宪法法律，否则就不能以党自居，就不能把党的领导作为个人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的挡箭牌。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加强宪法实施和监督，推进合宪性审查工作，维护宪法权威。一直以来，在儒家仁者爱人的观念熏陶下，法律成为刻薄寡恩的代名词。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及九十年代上半叶，法制能指伴随着改革开放大潮开启了制度建设之幕，并逐步让位于法治能指、所指和意指。信仰能指不同于迷信能指，一旦社会发展对法治的需求被要求达到信仰的程度，在一些人中间可能就会产生不能被理解的迷信状态，以致无限夸大法的功用。
法治意指即法律的统治，它与法律的能指和所指拉开了距离，也与依法统治的汉语所指和rule by the law的英语所指形成对比。一些组织和个人享有的特权建立在其他组织和个人的无权的基础上。
宪法在宪法序言、第5条第2款以及第38条均分析使用了尊严概念，形成了宪法尊严、法制尊严和人格尊严的法的尊严观。事实上，在关于如何实现法律高于政府的制度设计这个问题上，不同国家和民族基于其本国国情和历史现状，产生了多种制度模式，其中以司法为中心的司法法治形态和以立法为中心的立法法治形态等最为显著。从历史上看，离开法治，国家不会必然得不到治理，社会秩序也不会必然大乱，但与时俱进的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是现代社会对制度和秩序的刚性需求，就当下中国的法治建设而言，践行法治则是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性思维方式。在法律思维中注入那些最终能够真正成为法治要素的元素的情况并非不常见，在很多情况下，法律思维中本身就包含有法治思维的某种要素，这些法治的要素是隐藏在法律思维结构之中的。因此，从宽泛的角度看，现代国家的法律体系包含了制定和认可两个法律规范子系统及其的要素。宪法第5条第2款规定：国家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和尊严。
备案审查制度属于静态意义上的宪法监督机制，是一种立法后的监督。汉语法治不同于rule of the law，这是它们在声音形象即能指上的差异。
为了因应这些挑战，必须在充分把握法治结构转型规律的基础上，践行法律科学的制度规范，推进和落实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性和尊严相结合、立法性规范不与宪法抵触、违宪行为追究与平等对待等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原则。在中国讨论法治的符号系统里，倡导水治的法治意指并不是要重启一种法律语言游戏，而是有着深刻的中国法治问题意识。
同时，政治责任不同于法律责任。能指和所指往往受制于任意性原则的支配，因为表达所指的语言声音形象多种多样，能指和所指的关系也不必然一一对应。
因此，它必然会在制度环境的裹挟中走入结构转型之路。如果公权力者诚心服务于人民，不滥用公权力以谋私利，也不需要以强制力为特征的法律规范。反对特权要解决制度问题，而制度问题不是一般的体制机制问题。其次，法治内涵的明确是落实宪法第5条关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宪法原则的必然要求。
三、法治结构转型面临的挑战 社会和历史的发展表明，相比于德治、礼治和无为之治等自觉性规范，法律之治虽然不是人类最优的社会治理方案，却也从来都不是可有可无的人类行为模式。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因统一而立起来，因尊严而立得住，从而为构建法治中国的战略目标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理论资源。
中国当代无政府主义者的思想渊源异常复杂，其中自然法思想、道家思想和纯粹的以放任经济为主要内容的市场经济理论占据了较大份额。最后，法治内涵的明确也是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要条件。
具体而言，从法制观转向法治观或从法律思维转向法治思维的机理，是在法的规范思维中增添新的要素使之成为核心要素，或将法律思维要素的某一要素加以改造或做出新的解释以便使其成为核心要素。需要重视的是，法治的历时性功能不像法治的共时性功能一样区分了法治与法制的形态，而是要在法治共时形态业已存在的前提下，处理好核心要素与非核心要素的关系，最大化地体现法治的共时形态。
建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形式目标是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的统一性，其实质目标则是要保障社会主义法制的尊严。对于后者，按照公务员法、刑法等规定给予行政处分和法律制裁。大致说来，法治的共时要素包括有普遍的法律、法律为公众知晓、法律可预期、法律明确、法律无内在矛盾、法律可循、法律稳定、法律高于政府、司法威权和司法公正等方面。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依法办事，带头遵守法律，始终对宪法法律怀有敬畏之心，牢固确立法律红线不能触碰、法律底线不能逾越的观念，不要去行使依法不该由自己行使的权力，更不能以言代法、以权压法、徇私枉法。
全国人大常委会尚没有专门对外行使职权的违宪审查机构，内设于法律工作委员会的法规备案审查室级别不高，无独立的法定职权，作用十分有限。换言之，假如在法治结构中剔除一些关键性或核心要素，法治形态就不复存在，或者重归到由法律思维所支配的一般法制状态，以致法治徒有虚名。
就人与规范的关系而言，先有自觉性的人类规范溃败和公权力者滥用权力的事实，后有法律和法治的制度设计及其实践。而法治国的建立，应当要以法治内涵的明确作为前提，在此基础上，才能真正明确构建法治国的路径，才能应对法治的各种挑战。
每一个公民个体都有服从宪法和法律的义务，每一个法人实体同样都有服从宪法和法律的义务。新儒家借助于阐释儒家思想与现代化的关系，在重构中国的叙述中获得了安身立命的机遇。
